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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识乾坤大,犹怜草木青——水佩风裳的汪曾祺

2019-04-05 来源: 作者:王佳欢 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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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,是个特殊的年份。那一年,邓小平同志逝世,香港回归,三峡截流成功。那一年的5月16日,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,享年77岁。那一年,我3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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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对1997年有模糊的印象,是2000年。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,看到学校操场的墙壁上画着庆祝香港回归的壁画,下面标注着“1997年”。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年份与我有什么联系,我不知道香港是哪里,也没有人告诉我香港回归意味着什么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印象中模糊的壁画已经越来越模糊,下面标注的“1997年”却越来越明晰,直到在我脑海中浇筑出一个青铜的印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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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我读到了汪曾祺的文字,既为自己晚生了二十年而感到无比地遗憾,又为自己能遇到他的文字而感到无比地庆幸。如果我早生二十年,在1997年之前便有幸读到他的文字,或许我还可以请他喝一杯清明泡好的梅酒。如今,距离他离世已有22年,清明又至,梅花已谢,梅子尚小,人间草木复青。再读他的《人间草木》,我忽然意识到,正是由于他的影响,我才是今天的我,而没有变成一个让今天的我感到陌生的其他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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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年,中华民国成立第9年,国内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,民主革命尚未可知将往何处去。这一年的5月3日,汪曾祺先生出生于水乡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。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“拔贡”(即由地方选拔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中的一种,颇似今天高考考入清北),拥有两三千亩的田产。在汪先生年幼时,祖父便教他读《论语》,写八股文,这种老式教育毫无疑问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。但真正对汪先生的文字、性格影响甚大的应该是他的父亲。在汪先生笔下,他的父亲汪菊生不但金石书画皆通,且擅长单杠、足球,练过中国武术,性格极其随和,能平等待人。在汪先生十几岁的时候,父子二人便能同桌饮酒,一起抽烟,父亲常对他说:“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父子之间能以这种方式相处,即使在当代也是不多见的。也许正是这种宽松、自由、平等的家庭氛围,才造就了汪先生淳厚、乐观的性格,温和、灵秀的文风。


1937年七七事变,日寇攻占我国华北,全面发起侵华战争。同年11月1日,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、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。由于长沙连日遭到日军轰炸,1938年2月中旬,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,同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1939年,汪曾祺先生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,成为了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。


据汪先生回忆,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飞向昆明的学生,分陆路与海路两条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学生大部分组成“西南旅行团”走陆路,从北平出发走向大西南,“一路夜宿晓行,埋锅造饭,过的完全是军旅生活”,全程三千五百里,除了摆渡过河,全是徒步而行。除了学生,也有部分教授参加,闻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闻先生在抗战期间蓄起了胡须,曾发愿:“抗战不胜,吾不剃须!”另一条海路,是由天津或者上海搭乘轮船,经香港到越南海防,再坐滇越铁路火车,从老街入境至昆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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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之多的莘莘学子从四面八方赶赴昆明,自然是为了寻找智慧与真理而来。汪先生却例外,虽然在滇越路上身染疟疾,高烧至40度,差一点英年早逝,他却十分自豪地宣称——自己是为了寻找潇洒而来。天真率性如此。


除了寻找潇洒,汪先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沈从文而来。其时,沈从文先生正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。汪先生的文字受到了沈从文极大的影响,他自己亦是如此认为。《受戒》中的小英子形象便是来自于《边城》中的翠翠,两部小说无论在精神内核还是人物形象上,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。但不同的是,沈从文的小说语言透露出一种野生的美感,似乎是湘西山中一只活泼灵动的小兽,在山林、溪涧中自由地奔跑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则充满了水乡的灵秀温柔,就像江南湖面上一只洁白优雅的鹭鸶,展翅的瞬间在水上打出一圈圈涟漪,惊起了满湖随波而动的荷叶。法国安妮·居里安女士翻译汪先生的小说时说道,汪先生的很多小说里都有水,《大淖记事》是这样,《受戒》写水虽不多,但充满了水的感觉。文如其人,汪先生的性格如水一般,永远都是平和、安宁的。汪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不仅是四年的师生,更是一生的师友,两人都是内心明净无渣滓的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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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先生对昆明与西南联大具有极深厚的感情,曾毫不吝惜地给予了母校如此之浓厚的赞美:“这是一座战时的,临时性的大学,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,影响深远,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,与牛津、剑桥、哈佛、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,窳陋而辉煌的,奇迹一样的,空前绝后的大学。”毫无疑问,西南联合大学当得起。


他的散文、小说中颇多记述昆明与西南联大的篇章。于2018年上映的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,沈光耀煮冰糖莲子的情节,便出自汪先生《跑警报》一文:“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,……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,姓郑。他爱吃莲子。一有警报,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。警报解除了,他的莲子也烂了。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,昆中北院、南院,都落了炸弹,这位老兄听着炸弹兵兵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,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。”汪先生对这种“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的态度向来颇为赞赏,并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民族精神:“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,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,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,施加威胁,使人产生恐惧。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,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。我们这个民族,长期以来,生于忧患,已经很皮实了,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,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。这种儒道互补的精神,即不在乎。这种不在乎精神,是永远征不服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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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先生既在文章当中极其推崇“儒道互补”的精神,实在又用了一生的光阴去践行。他一生流离四处,走过许多地方,经历过许多磨难,但他从未哀愁抱怨,反而往往用一种近乎幽默的态度去面对。一九五八年,他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,要去沽源画一套马铃薯图谱。生于江南水乡、平静温和的汪先生,却要远离家人、故友,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,其中孤独痛苦可想而知。然而汪先生却能发现其中的有趣:他为自己发现有一种马铃薯的花是香的而感到十分得意,并且宣称:“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,大概不多!”他每至一处,都会发掘当地的美食,既吃得惯内蒙古带血的手把羊肉,又极其称赞山西的莜面窝窝,既难以忘怀昆明鲜美的菌子,又时常怀念家乡的大煮干丝。仿佛这些苦难于他而言是极其微末之事,他只不过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,吃些当地的美食,看看那里的风景。


对我的性格影响最为深远的,大概就是汪先生笔下这种“儒道互补”的不在乎的精神了,我将之看作是一种温和的勇气。勇者,往往失之盲目与莽撞,但这种“不在乎”的态度却是用一种无声的抗争去面对世间的苦难,就如同《老子·八章》所言: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,故几于道。”这种态度,并非因为软弱无能,而恰好是出于内心的坚韧、强大,才敢于用一种温和的态度去维护自己的坚持与底线。


人生在世,要经历无数次苦难,妥协是最简单的,死亡也并不困难。困难的是,如何在逆境中找寻希望,继而发现生命的美好,以一种平和的态度继续生活下去,随遇而安。汪先生的文字曾给过我这样的力量,并将其赋予到我的性格里、融入到我的血液中。


1997年,距今已有22年。斯人已逝,余泽犹存。2018年,汪先生在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图书作家榜中排名第三,他的文字在不断地影响新的一代人——就像他希望的那样: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,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,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,人,是美好的,有诗意。你很辛苦,很累了,那么坐下来歇一会,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——读一点我的作品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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