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，是个特殊的年份。那一年，邓小平同志逝世，香港回归，三峡截流成功。那一年的5月16日，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去世，享年77岁。那一年，我3岁。

第一次对1997年有模糊的印象，是2000年。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，看到学校操场的墙壁上画着庆祝香港回归的壁画，下面标注着“1997年”。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年份与我有什么联系，我不知道香港是哪里，也没有人告诉我香港回归意味着什么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印象中模糊的壁画已经越来越模糊，下面标注的“1997年”却越来越明晰，直到在我脑海中浇筑出一个青铜的印记。

后来，我读到了汪曾祺的文字，既为自己晚生了二十年而感到无比地遗憾，又为自己能遇到他的文字而感到无比地庆幸。如果我早生二十年，在1997年之前便有幸读到他的文字，或许我还可以请他喝一杯清明泡好的梅酒。如今，距离他离世已有22年，清明又至，梅花已谢，梅子尚小，人间草木复青。再读他的《人间草木》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正是由于他的影响，我才是今天的我，而没有变成一个让今天的我感到陌生的其他人。

1920年，中华民国成立第9年，国内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，民主革命尚未可知将往何处去。这一年的5月3日，汪曾祺先生出生于水乡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。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“拔贡”（即由地方选拔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中的一种，颇似今天高考考入清北），拥有两三千亩的田产。在汪先生年幼时，祖父便教他读《论语》，写八股文，这种老式教育毫无疑问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。但真正对汪先生的文字、性格影响甚大的应该是他的父亲。在汪先生笔下，他的父亲汪菊生不但金石书画皆通，且擅长单杠、足球，练过中国武术，性格极其随和，能平等待人。在汪先生十几岁的时候，父子二人便能同桌饮酒，一起抽烟，父亲常对他说：“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”父子之间能以这种方式相处，即使在当代也是不多见的。也许正是这种宽松、自由、平等的家庭氛围，才造就了汪先生淳厚、乐观的性格，温和、灵秀的文风。

1937年七七事变，日寇攻占我国华北，全面发起侵华战争。同年11月1日，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、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。由于长沙连日遭到日军轰炸，1938年2月中旬，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，同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1939年，汪曾祺先生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，成为了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。

据汪先生回忆，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飞向昆明的学生，分陆路与海路两条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学生大部分组成“西南旅行团”走陆路，从北平出发走向大西南，“一路夜宿晓行，埋锅造饭，过的完全是军旅生活”，全程三千五百里，除了摆渡过河，全是徒步而行。除了学生，也有部分教授参加，闻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闻先生在抗战期间蓄起了胡须，曾发愿：“抗战不胜，吾不剃须！”另一条海路，是由天津或者上海搭乘轮船，经香港到越南海防，再坐滇越铁路火车，从老街入境至昆明。

如此之多的莘莘学子从四面八方赶赴昆明，自然是为了寻找智慧与真理而来。汪先生却例外，虽然在滇越路上身染疟疾，高烧至40度，差一点英年早逝，他却十分自豪地宣称——自己是为了寻找潇洒而来。天真率性如此。

除了寻找潇洒，汪先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沈从文而来。其时，沈从文先生正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。汪先生的文字受到了沈从文极大的影响，他自己亦是如此认为。《受戒》中的小英子形象便是来自于《边城》中的翠翠，两部小说无论在精神内核还是人物形象上，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。但不同的是，沈从文的小说语言透露出一种野生的美感，似乎是湘西山中一只活泼灵动的小兽，在山林、溪涧中自由地奔跑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则充满了水乡的灵秀温柔，就像江南湖面上一只洁白优雅的鹭鸶，展翅的瞬间在水上打出一圈圈涟漪，惊起了满湖随波而动的荷叶。法国安妮·居里安女士翻译汪先生的小说时说道，汪先生的很多小说里都有水，《大淖记事》是这样，《受戒》写水虽不多，但充满了水的感觉。文如其人，汪先生的性格如水一般，永远都是平和、安宁的。汪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不仅是四年的师生，更是一生的师友，两人都是内心明净无渣滓的人。

汪先生对昆明与西南联大具有极深厚的感情，曾毫不吝惜地给予了母校如此之浓厚的赞美：“这是一座战时的，临时性的大学，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，影响深远，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，与牛津、剑桥、哈佛、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，窳陋而辉煌的，奇迹一样的，空前绝后的大学。”毫无疑问，西南联合大学当得起。

他的散文、小说中颇多记述昆明与西南联大的篇章。于2018年上映的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，沈光耀煮冰糖莲子的情节，便出自汪先生《跑警报》一文：“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，……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，姓郑。他爱吃莲子。一有警报，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。警报解除了，他的莲子也烂了。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，昆中北院、南院，都落了炸弹，这位老兄听着炸弹兵兵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，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。”汪先生对这种“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的态度向来颇为赞赏，并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民族精神：“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，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，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，施加威胁，使人产生恐惧。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，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。我们这个民族，长期以来，生于忧患，已经很皮实了，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，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。这种儒道互补的精神，即不在乎。这种不在乎精神，是永远征不服的。”

汪先生既在文章当中极其推崇“儒道互补”的精神，实在又用了一生的光阴去践行。他一生流离四处，走过许多地方，经历过许多磨难，但他从未哀愁抱怨，反而往往用一种近乎幽默的态度去面对。一九五八年，他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，要去沽源画一套马铃薯图谱。生于江南水乡、平静温和的汪先生，却要远离家人、故友，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，其中孤独痛苦可想而知。然而汪先生却能发现其中的有趣：他为自己发现有一种马铃薯的花是香的而感到十分得意，并且宣称：“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，大概不多！”他每至一处，都会发掘当地的美食，既吃得惯内蒙古带血的手把羊肉，又极其称赞山西的莜面窝窝，既难以忘怀昆明鲜美的菌子，又时常怀念家乡的大煮干丝。仿佛这些苦难于他而言是极其微末之事，他只不过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吃些当地的美食，看看那里的风景。

对我的性格影响最为深远的，大概就是汪先生笔下这种“儒道互补”的不在乎的精神了，我将之看作是一种温和的勇气。勇者，往往失之盲目与莽撞，但这种“不在乎”的态度却是用一种无声的抗争去面对世间的苦难，就如同《老子·八章》所言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这种态度，并非因为软弱无能，而恰好是出于内心的坚韧、强大，才敢于用一种温和的态度去维护自己的坚持与底线。

人生在世，要经历无数次苦难，妥协是最简单的，死亡也并不困难。困难的是，如何在逆境中找寻希望，继而发现生命的美好，以一种平和的态度继续生活下去，随遇而安。汪先生的文字曾给过我这样的力量，并将其赋予到我的性格里、融入到我的血液中。

1997年，距今已有22年。斯人已逝，余泽犹存。2018年，汪先生在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图书作家榜中排名第三，他的文字在不断地影响新的一代人——就像他希望的那样：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，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，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，人，是美好的，有诗意。你很辛苦，很累了，那么坐下来歇一会，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——读一点我的作品。”